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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歌剧新形态赢得观众盛赞

　　记者 王润

　　一座粘满“血迹”的巨大人形雕像从舞台深处一直延展到观众席上方；演员们身穿设计感十足的“网状架构”服装一边吟唱，一边行走在环形舞台四周；乐队和字幕则安排在舞台中间的凹陷空间当中……由瞿小松作曲、编剧、翻译，叶聪指挥，易立明导演的独幕歌剧《俄狄浦斯之死》，作为北京首届室内歌剧节开幕大戏，近日在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歌剧院首演。该剧不仅吸引濮存昕、郭文景、郝维亚、谭韶远等众多专业人士前来观看，也让观众欣赏到不同于传统歌剧的当代室内歌剧独特风格。

　　和传统歌剧常见的庞大制作、经典故事、华丽舞美服装、大段咏叹调明显不同，独幕歌剧《俄狄浦斯之死》的舞台和服装都很简约，但又充满极具当代审美的视觉冲击力和隐喻色彩；剧中音乐和演唱也非常大胆新颖，风格多变。整场演出不到1小时，没有太复杂的人物和情节，但无论是中西兼具的人物造型，还是融入中国民歌的多元音乐，以及融合了西方哲学与东方禅意的艺术表达，都给人一种兼顾古今中外的当代感。

　　众所周知，俄狄浦斯试图逃避注定的命运，最终却一步步实现预言的故事，是古希腊悲剧的重要篇章。歌剧《俄狄浦斯之死》虽然改编自古希腊悲剧，但并没有把重点放在众所周知的“弑父娶母”情节和悲剧性的宿命感上，而是带领观众跟随双目失明的俄狄浦斯孤独的脚步，感受他自我流放的20年岁月中难以割舍的爱恨情仇，见证他在弥留之际梳理自己的人生，最终超脱世间的束缚，坦然接受命运，进入另一个境界……观众通过俄狄浦斯人物的命运和人生的困境，会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人生终极哲学问题。

　　在剧中扮演俄狄浦斯的赵一峦和扮演克瑞翁的宋沣润都是中央歌剧院演员，他们平时经常演出的基本都是传统宏大的歌剧，这次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很先锋前卫”的室内歌剧，都觉得非常有意思：“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这样新颖的作品和传统歌剧绝对不一样，让我们对人物会有很多新的理解，演唱方式也扩宽了很多。”他们都笑称，整个舞台就像是一件当代的“先锋装置艺术”“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乐队在舞台中间！而且也是第一次离观众这么近演唱歌剧，观众估计都能看到我们脸上的汗水，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形态，艺术家也都在挑战自己表达的极限，包括智慧的极限，想象力、理解力的极限，还有对世界认知的极限。特别是现代音乐，更是在扩展边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演员濮存昕对“室内歌剧”的演出形式和艺术探索表示非常支持，“中国话剧当年出现《绝对信号》，还有实验戏剧，都是让大家慢慢接受现代性。音乐界也是这样，谭盾、瞿小松他们的创作是有一定超前性的，不是所有观众都能接受和喜欢。但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我们不能老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俄狄浦斯之死》首演也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观众美纱看完后感叹道：“室内歌剧的形式不同于传统歌剧，让人很惊喜，能让中国观众更好地沉浸式接受。很多念白和吟唱令人耳目一新。第一次见到字幕和乐队在舞台的中间，看起来很舒适，而且能更好地融入剧情中。”

　　主创访谈

　　“盲人拐杖细节改编有两个隐喻”

　　“看《俄狄浦斯之死》之前，观众对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在克隆勒斯》知道多少并不重要。”该剧作曲、编剧、翻译，著名音乐人瞿小松多年来行走于国际之间，被西方乐评称为“无法归类的行者”，他表示，“古希腊悲剧以神话传说为基，人的命运由众神决定。东方却有一个系统理论，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

　　瞿小松在《俄狄浦斯之死》中突出了俄狄浦斯对女儿、对舅舅克瑞翁的强烈情感。“俄狄浦斯对女儿们的情感，是他与这个世界的最后纽带。另外，我保留了俄狄浦斯对舅舅克瑞翁强烈的愤怒和仇恨，把他当作不可饶恕的宿敌。而当这些情感纽带最终脱钩，俄狄浦斯也就彻底无所束缚。”

　　原剧本中，大女儿安提戈涅一直伴随父亲俄狄浦斯20年的流浪生涯，成为父亲的“眼睛”和“拐杖”。而在瞿小松的剧本中，则假设俄狄浦斯20年来一直独自流浪，只有一根盲人拐杖。“这个细节的改编有两个隐喻，一是我们大家生活当中其实都依赖着不同意义的拐杖；二是每个人最终都无可回避地要独自面对自己的生命。俄狄浦斯也是如此。”

　　《俄狄浦斯之死》的结局是开放式的：俄狄浦斯最终将拐杖缓缓举向天空，又缓缓放回大地，从而抵达坦荡空阔的大自由，进入一个新的起点。瞿小松说：“我猜想，超人俄狄浦斯在历经20年风雨艰辛的黑暗思索后，其灵魂之眼最终开悟。他最终解脱了生死的循环，一如禅师，在漫长的苦难之后抵达了最终的彻悟。”

　　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艺术总监、院长易立明不仅导演和设计了众多话剧作品，在歌剧领域同样创作颇丰。酷爱音乐的他在创建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时，就特别重视“歌剧院”的声场环境建设：“我们的歌剧院不算很大，但是声音很好。歌剧也不一定都是复杂的大制作，我们今天这个作品的舞台其实挺简单的，但很有视觉冲击力。大家也不用觉得歌剧很神秘，欣赏门槛很高，其实对音乐的感受就像对美食一样，是人的本能，谁都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和见解。”

[ 责编：张晓荣 ] 阅读剩余全文（）

多特青训负责人：穆科科青年时比赛方式几乎无法复制到一线队

新华社柏林8月25日电，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在谈到足球人才培养时表示：“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若每个赛季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2000年前后，处于低谷的德国足球启动青训体系改革。青训中心逐步成为职业俱乐部的准入要求，德国足协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人才培养网络。十余年后，改革成果集中显现，德国队于2014年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

然而此后，德国队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今年又在世界杯32强战中被巴拉圭队淘汰。

“我们过去太重视青年足球里的竞争，反而有些忘记了发展的意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表示，德国青训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训练方法、赛事制度，更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青训成功？

保罗-沙夫兰的答案很直接：“两年前我们就明确——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

长期以来，联赛排名、杯赛成绩和各年龄段冠军，是衡量一家青训学院成绩最直观的指标。但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追求这些指标，有时反而会偏离青训的初衷。

“我们自己也赢过很多青年比赛的冠军，但并没有把足够多的球员送进一线队。”

保罗-沙夫兰以穆科科为例，这名曾经轰动德国足坛的少年射手，在多特青年队时期拥有惊人的进球效率，保罗-沙夫兰以“一个赛季50到60球”来形容穆科科当时在青年比赛中的统治力。

但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保罗-沙夫兰更关心的是穆科科“怎样进球”。他说，穆科科青年时期的不少进球，是在中场附近拿球后，依靠速度和个人能力直接突破防线完成的。“这种比赛方式几乎不可能复制到一线队，可能除了梅西，没有多少球员可以做到。”

这也是青年球员培养中的一个难题：一名身体发育较早，或某项能力明显高出同龄人的球员，可以依靠优势不断进球、帮助球队获胜。若只看眼前成绩，教练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踢法；但这样的优势，未必能带到成年赛场。

保罗-沙夫兰说，如果现在再培养一名类似特点的球员，他可能会让其更多尝试10号位、8号位，而不是长期固定在中锋位置。代价可能是进球减少，青年队的成绩也可能受到影响。“你可能因此每个赛季少30到40个进球，但最终可能得到一名更好的球员。”

对于真正有潜力的年轻人，多特甚至会主动给他们增加挑战。保罗-沙夫兰提到，一名U17球员曾是同年龄段的明星，升入U19后却突然失去主力位置，一度十分挣扎。在这个案例中，教练组没有让他回到U17继续当核心，而是让他留在U19适应竞争。

保罗-沙夫兰认为，从青年队进入成年队，本就是球员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步。如果在青训阶段始终处于舒适环境，真正进入一线队后反而更难适应角色变化。

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看重比赛成绩并非多特蒙德一家俱乐部的问题，德国青少年足球长期存在把成年足球过早移植到儿童足球中的倾向。

“你去看基层比赛，会看到太多教练试图把成年足球复制到儿童足球里。”

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比起阵型、站位和胜负，获得更多触球机会更重要。保罗-沙夫兰认为，如果儿童过早按照成年足球的方式进行大场比赛，每个人真正接触和处理球的机会反而有限。

近年来，德国足球已经着手改革。低年龄段更多采用小场比赛，增加孩子的触球次数；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参赛；U17、U19最高级别青年赛事也完成重组，赛季第一阶段更多采用区域化比赛，此后再按照竞技水平重新分组。改革的出发点，是让比赛更多服务于球员发展，而不是让球员发展服从于比赛结果。

年轻球员频繁更换青训学院也是保罗-沙夫兰关注的问题。据他介绍，一名年轻球员整个青训阶段平均效力的青训学院数量，在欧洲五大联赛总体约为1.6至1.7家，而德国接近2.5家。

在他看来，每一次转会都意味着重新适应教练、战术、队友乃至生活环境。短期看，从小俱乐部进入更大的青训学院似乎是一次“升级”，频繁更换环境却可能打断长期培养的连续性。

德国近年来因此提高了青年球员在青训机构间流动的门槛。保罗-沙夫兰说，这对俱乐部短期选材并不方便，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德国足球。

如果冠军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什么才是？保罗-沙夫兰给出了一个现实的数字：每个赛季如果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一线队位置有限，顶级青训学院不可能把每一名年轻球员都培养成自己的职业队员。沙夫兰认为，青训既要把真正具备顶级潜力的人推向更高水平，也要帮助没有获得晋升机会的球员找到下一条路。

在多特蒙德，球员最迟会在每年2月得知自己下赛季能否进入更高年龄组。如果不能留下，俱乐部会与球员及家长沟通，帮助寻找其他俱乐部、其他青训学院甚至海外机会。保罗-沙夫兰把这称为“预期管理”。

“瓶颈会越来越窄。”保罗-沙夫兰说，如果从一开始就让每名U17球员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多特一线队球员，那么最终的淘汰只会更加残酷。

一家顶级青训学院，每年真正能够送入一线队的球员或许只有两三人。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培养失败。青训的责任既包括帮助少数人走向最高水平，也包括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职业足球的竞争规律，并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做好准备。